白洋淀区域航运功能的历史考察
摘 要：白洋淀区域以今白洋淀为核心，依托历史上以西东二淀为主体的冀中洼淀及相关河流，形成了白洋淀区域航运网，是漕粮、战备及贸易等大宗物资的目的地、中转和集散地、产地，承担着人员转输任务；常态下的白洋淀航运是承托淀区集市贸易的载体，而帝王驻跸水围，则彰显了其与众不同的特殊功能和地位。对白洋淀区域航运功能的历史考察，将有助于进一步解读内河航运的历史与文化，思考其在现实中的延续和发展。
关键词：白洋淀；白洋淀区域；航运功能；内河航运；航运史
白洋淀是河北平原北部古湖盆地的一部分，第四纪全新世期间，自然景观上主要表现为太行山冲积扇前缘以及今白洋淀区域以南的滹沱河和以北的永定河两大冲积扇之间的低湿洼地。进入人类历史以来，尤其唐宋以后，由于人力的干预和自然环境的作用，使今天的白洋淀区域地面水体呈现出“水落则洼淀分明，水涨则互连成片”[1]172的独特景观。白洋淀由100多个淀泊、3 000多条壕沟组成，上汇冀北、冀西、冀南诸水，下达天津入海，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条件，形成了白洋淀区域航运网，发挥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功能，是华北、京津，乃至我国内河航运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白洋淀区域以今白洋淀为核心，泛指历史上以西东二淀为主体的冀中洼淀及相关河流航道。目前，学界对内湖内河航运问题的研究多专注于南方地区，也开始出现对内河漕运与内河航运的比较研究，但对北方内河内湖航运功能的考察还非常欠缺，本文对白洋淀区域航运功能进行历史考察，希望有助于对内河内湖航运功能的进一步解读，并为当前的开发利用提供一些思路。
一、北宋以前白洋淀区域航运概要
据《史记》、《战国策》等载，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此“易水又东，埿水注之，水上承二陂于容城县东南谓之大埿淀、小埿淀，其水南流注易水谓之埿洞口，水侧有浑埿城，易水径其南，东合?A水”，“埿近刻讹作渥”，“洞近刻讹作同”[2]，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易水》：大埿淀、小埿淀、埿洞口、浑埿城即今白洋淀域内的大渥淀、小渥淀以及同口、渥城（今安新县新安镇）。长城以南、易水以北为昔日燕赵边界，因此荆轲“壮士一去不复还”之地或在白洋淀边。
三国时期，曹魏统治包括白洋淀区域在内的北方地区，出于军需运输的需要，开挖了平虏等渠。平虏渠南可通邺城，连接滹沱与泒水（今沙河），经白洋淀区域北抵至泉州（今武清西南），贯通河北平原中部，成为当时沟通河北平原南北航运的主要水道，而白洋淀上游诸河与白洋淀区域诸淀之水，均于天津三岔口汇流入海，海河水系形成，运河与淀河联系形成为航运整体，大大改善了河北平原的水运条件。西晋左思游历至此而作《魏都赋》：“至于山川之倬诡，物产之魁殊。或名奇而见称，或实异而可书……其中则有鸳鸯交谷，虎涧龙山。掘鲤之淀，盖节之渊。”“掘鲤淀，在河间莫县之西。淀者，如渊而浅也”[3]。莫县在今任丘市北，即掘鲤之淀在今任丘市西北莫县之西，也就是今天白洋淀的地理位置，其时白洋淀区域呈诸淀相连、漫漶东流的“倬诡”景观。隋唐时期，白洋淀及周边包括易、横、定、鄚、沧等州境各地驻军均在万人左右，所需漕粮物资均转走内河航道运至，冀中地区独具水乡特色的土贡产品，如盐、五色柳箱、水葱席、细纹苇簟、糖蟹、鳢、鮬、丝布、绢、棉等，亦经河淀航道转走路陆运抵京都一带。
唐末五代时期气候较为干寒，但并未改变白洋淀区域诸河淀作为海河及天津以西洼地的重要补水源这一事实，因此可以断定，当时至少有小型舟船畅行其间，白洋淀仍是冀西物资运往冀东，转而幽州的重要通道之一。后唐长兴三年（932年），赵德钧镇守幽州，“开东南河，自王马口（今安次县王玛口村）至淤口（今霸州市信安镇），长一百六十五里，阔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以通漕运，舟胜千石，画图以献”[4]592，此即永济渠冀中洼淀地带旧道，在五代战乱的北方能兼及漕运，与战备物资的运送直接相关，由于得到后唐皇帝李嗣源的支持，为今后航运的进一步发展作了铺垫。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二月，世宗柴荣发丁夫数万人疏浚汴河，进而疏浚五丈河，使之东流于山东定陶，“入于济，以通青、郓水运之路”[4]1579，从而打通汴梁经青州、郓州到达沧州的水路，然后利用白洋淀区域一带良好的水运条件经大清河到霸州，为北上收复幽州做准备。这年四月，柴荣亲率诸军“驾御龙舟，率舟师顺流而北，首尾数十里”,很快抵达沧州，不足十天，“至益津关（今霸州）”，“乃舍舟登陆”[4]1580向北，很快收复淤口、益津、瓦桥三关。兵贵神速，白洋淀区域航运能力助力后周军威。
二、北宋淀区的航运转输
北宋在与辽缘边地区诸水“有通转饷者，有为方田限辽人者”[5]2364，“有河漕以实边用，商贾贸迁，刍粟峙积”[5]2130，由于宋辽对峙这一因素的作用，白洋淀区域的航运转输功能成就了北方防御体系平台。“河北者，国家根本之地，存亡系焉”[6]3992。统治者利用界河以南淀区地势低洼，潴水停积的自然条件，在西起保定东缘的边吴淀，东至泥沽海口，开挖修筑塘陂，疏通渠道，建起一道横贯今保定、沧州、天津的“水上长城”。当时驻扎在淀区铺堡寨的边防士卒日常所需、战备物资等，只能通过水运汇集，由此，白洋淀区域诸河淀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悉通漕运。在漕运航道上担任运输任务的除军需官船外，以商船代替漕船的情况很多，河北沿边十一州军岁用粟180万石，豆60万石，刍370万围，而沿边民户稀少，即使发展了水陆营田，也“不足以供兵费”[5]4256，政府施行“入中”制度，为“国家贸易商赀以实边”[6]1069，这一做法对淀区物资交流、商贸及航运业的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淳化三年（992年），李继宣“徙知保州，又转庄宅使。筑关城，浚外濠……造船二百艘，入鸡距泉以运粮，人咸便之”[5]10146。来自天津的商贾船舶可直达保定南城外的
舫头，并与州城西南地区通航，与唐河、沙河相通，沿府河、唐河、潴龙河航道进入白洋淀，淀区以西以南漕运网形成，沙河、潴龙河沿岸来自博野、蠡吾（今蠡县）、顺安军（今高阳县），唐河沿岸来自安喜（今定州）、嘉山（今曲阳县城东）、蒲阴（今安国），一亩、鸡距、府河、清苑河等沿岸来自满城、清苑、保州，以及雹河、徐河、易水沿岸来自静戎军（后改安肃军，今徐水）、威虏军（今徐水遂城）、雄州等地漕粮物资顺流而下，均归由白洋淀区域汇集疏散，“以达方舟之漕”[5]2365，白洋淀区域在北方漕运中的核心地位凸显出来，而最具航运能力的非界河莫属，时运盐大船可自天津直接上溯至雄州。
但北宋对界河管理很严，尤其不允许契丹人驾舟渡河，即使渔民捕捞也要严格禁止，以防其借机窥探宋方机密，且“于泥沽海口、章口复置海作务造舟，令民入海捕鱼，因侦平州机事”[5]2364，但契丹方面也不示弱，“会契丹民数违约，乘小舟渔界河中，吏惮生事，累岁不敢禁。后又遣大舟十余，自海口运盐入界河，朝廷患之，以（赵）滋可任，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辄捕其人杀之，辇其舟，移文还涿州，渔者遂绝”[5]10496-10497。赵滋的强硬手段和北宋的禁渔政策，使“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7]87的淀区百姓深受其苦，鱼盐水产的长途贩运归于消寂。然而，政治对垒不可能从根本上割断来自各方面的经济需求和南北之间的贸易往来，更何况官方在边境上还设有一些榷场，其禁与开，虽以双方军政关系的张弛为转移，但“商旅臻凑，制置深得其宜”[6]935。自宋初设立以来始终没有彻底关闭过，曾任雄州知州的李允则“其幄帟皆蜀锦绣，床榻皆吴、越漆作，百物称是”，且“京师精伎，至者数百人。公（寇准）视之大惊，使人伺之，则床榻脱卸，氈裹驰载，杂伎变服为商贾以入”[8]95。入边地，过关口，横贯淀区塘泊而至界河边的雄州城，可见宋辽对峙时期的淀区南北不仅非铁板一块，且交易货物种类很多，规模很大。在镇、易、雄、霸、安肃、沧等州军的榷场贸易中，宋主要输出香药、犀角、象牙、苏木、茶叶、缯帛、漆器、瓷器、粳糯、麻布及九经书疏等，辽则以银钱、羊马、橐驼、皮革制品、镔铁刀剑、北珠等物相易，而一些违禁物品，如北边的皮裘、粮食、金属货币、马匹等，南边的犬马皮、硫磺、焰硝、箭杆、水银、丹漆、沙鱼皮等军器物资，以及书籍甚至京师伎乐，也不免走私贩贸。对此，宋政府严令禁绝，规定“禁地贸易近十斤，鬻鹻盐至三斤者乃坐死”[5]4428。但由于白洋淀区域内河渠纵横，塘泊沟汊相连，地形复杂，而屡禁不止。此外，北宋每年抵辽的贡物及两国聘使往还，均途次雄州过境，至淀区往往要以舟代运，而使者往往兼行贸易，又具有了运营的一些性质。这种纵穿淀区南北聘使往来的情况延续整个北宋时期，客观上要求保证白洋淀的航运转输能力。
三、元明时期白洋淀航运常态
金元以来，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至明代白洋淀区域航运功能受到极大削弱。明景泰年间（1450—1457年），新安县尹张冕“以舟楫不通，县城关民无贸易，遂疏此河（梁头河，在县城南三里），向北俾长流河，自城而西而南而东，跨东关桥，接梁头河东流，入瓦济河，达于海”，白洋淀本淀仍然是“漫谈绝胜六堤船”[9]，从而保证了这里的水产物资除供应当地外依旧运销天津。但至弘治元年（1488年）之前，白洋淀本淀已淤为平地，其“地可耕而食，故四围征粮，中俱系牧马场”[9]。干淀现象的出现使白洋淀区域航运能力大打折扣，淀区上下各码头无法承担原有的转输任务，大清河、海河沿岸，河间行商“其有售粟裕京师者，青县、沧州、故城、兴济、东光、景州、献县等处，皆漕挽”，而“河间、肃宁、阜城、任丘等处，皆陆运，间亦舟运之”[10]。许多白洋淀人因此转走天津，从事造船、捕鱼、贩卖、纤夫、纲运等工作。对此，时人认为“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迁，三年而地与民尽矣”[11]6329。殊非知，“新安小邑，而东南水乡居其大半，兼之旱潦不时，灾伤屡见，一岁所收不足以供一岁之食，所赖者陆路行车，水路通舟，四境之粟，皆可挽运而至”[9]。淀区百姓自然依水而生、依水而行。正德十二年（1517年），“杨村河决入（白洋淀），始成泽国”[12]第613册237。水域面积远超北宋时期，白洋淀本淀“汪洋浩淼，势连天际，大小舫浮乎其中者，宛如仙搓初返银河……波涛吞乎日月，云雾变乎春秋”[9]。但由于此次蓄水太过浩淼，一时难以使其上下航道的运输步入正轨。其逐渐恢复则在嘉靖之后，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工部郎中徐元祉“令九河之流，经大清河，从紫城口入；经文都村，从涅盘口入；经白洋淀，从蔺家口入；经章哥洼，从杨河村入”[11]2163。这为此后白洋淀区域内河航运的再兴准备了条件。
依托周边水域水运条件，白洋淀的集市贸易发展兴盛起来，也是其物资中转集散功能的具体诠释。以新安为例，新安的集市原在城里，四街均有二集，但后来移至东北西三关，“所以防叵测，便贾船也”[9]。三台集以三、八日在城西十八里，此地聚落相连不断，地势较高，不易被水而又有河道与大溵淀相通，西北界安肃、容城；大阳集在城之东北二十里码头附近，以四、九日摆集，隔莲花淀界雄县、容城，向东连接圈头、郭里口，穿淀可达任丘；段村则以一、六日为集，在城南十五里，濒临白洋淀本淀，过淀西南通高阳、安州，东南达任丘；而与段村集相对，城北小溵淀旁六里村虽然也以一、六为集日，但因与段村集相距二十余里，且南北水陆相隔，反通有无。这些集市，因商而立，周城而布，水淀成衢，船载舟运鱼苇蓆靛等一应物资，使新安“邑撮尔城市，则菽粟布尔，帛则不备玄黄，四境之需，不陆走督亢、金容、遂州、濡阳，则水贩瀛、鄚、瓦桥，户浮万有五千，而村落仅数十区，且半为湫狭，至米盐、鱼虾、布缕之经纪，则合乡城夫六十名共司之，而领于夫头，为诸上司暨本县官师
轿夫马之需，捕鱼贸粟，其与盖纎啬业，养私完公，厥惟难哉”[9]。由于交通便利，周边安肃、容城、雄县、任丘、高阳、安州等地均选择水路交通和贸易线，水陆货物辐辏，无形中给撮尔小城增加了沉重的运营负担，自然也为淀区市场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机遇，而这些市集远不止因为便利了当地及周边诸州县而繁盛，鄚州（今任丘）“城外有药王庙，专祀扁鹊……香火最盛。每年四月初，河淮以北，秦、晋以东，宣、大、蓟、辽诸边，各方商贾辇运珍异，并布帛菽粟之属，入城为市。京师自勋戚金吾中贵大侠，以及名娼丽竖，车载马驰……每日盖搭篷厂，尺寸地非数千钱不能得。贸易游览，阅两旬方渐散”[13]616-617。
概言之，即使在水域极度萎缩的元明时期，淀区不仅仍未丧失其承运转输能力，而且，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优秀的人文环境、积淀已久的贸易声望和丰富独特的物资特产，而兴盛不衰。
四、清代白洋淀区域的航运责任
清代不只一位帝王前后几十次驻跸白洋淀①，第一次将一个政权有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的建设与管理，以及文学、艺术、建筑等诸多方面，与直隶地方水利营田、航运交通、漕运、荒政等一起蜂集于白洋淀。他们流连于“长沟如浙右，下壤似淮东”[14]般的白洋淀，首先是“饬武备”，“训水师”[15]。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三月初一，玄烨来到赵北口行宫，“行围水淀中，用三桨船百只，分左右翼，沿岸棹入，合围之际，水鸟群飞，鸟
竞发，堕羽�?禽，不可胜数”[16]。初八，与大臣们商议反击俄国入侵者的准备工作，随后下令勘察河道，修建船舰，进行试航，确定运送军粮的路线和地点。事实上，自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以后，每年早春来白洋淀的主要目的就是水围。其次是“资农务”。康熙二十二年水围三日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考察河道堤防现状，以决定是否应允督臣治理河淀之请，“河防要欲筹疏浚，民瘼还因便酌斟”[15]。因为畿辅农业生产的丰歉，与地方的安定、京师乃至国家的稳定直接相关。再则南巡、西巡、东巡地方，处理政务，宣威四方。从康熙朝开始，清代帝王们对南巡乐此不疲，从京城南苑出发，经良乡、涿州入直隶境，自赵北口官道穿淀而过，向东南沿文安洼、东淀而行是必经之路，缘岸间有多处行宫别馆。西巡五台山归来则往往由直隶保定出发，沿府河乘船至端村行宫，或驻跸于圈头行宫、郭里口行宫，一路舟行穿越白洋淀至赵北口、张青口、苑家口。而阅视永定河，东巡天津北仓和码头就要由淀而河，由河而淀，基本是舟行水上。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西藏班禅使节伊什巴尔珠布等迎觐于赵北口，圣驾南巡归来，命诸使节“观龙舟水嬉”[17]，以示天朝圣威远被四方。此外，周览畿甸以洽慈欢也是清朝皇帝们来此的重要原因。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拜谒泰陵，“礼成后奉皇太后安舆巡幸天津”，于“赵北口登舟，一路均系水程”[18]考6051，船移景行，“淀池春水碧于蓝，凫雁驾鹅乐意湛”[15]。无论因何而至水淀间，皇王们巡视地方时的种种思考，直隶地方事务，甚至国家大政，以及有关于西东二淀，大清、子牙、永定、南北运等淀河的治理规划和整治措施，许多正是在此期间加以整理和做出决断的。嘉庆以后虽不见清朝皇帝们行经和驻跸白洋淀的记载，但由保定出发，上自府河，中经白洋淀区，下经大清河、海河以达天津的航道交通地位却更为突出，尤其天津开埠以及设直隶总督行馆以后，每年夏秋两季直隶总督驻天津行署，冬春两季驻保定府署基本成为定例，畿辅地区及于京城的特殊战略地位，以及津保间大量日常事务的处理，使直隶总督，国之重臣，扈从员弁，交通使节，邮驿信函，以及各类物资等的转输，很大程度上依赖这条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内河航线。
相对于前代，清代京师数百万官民军旗人皆仰给于江南漕米，漕运压力非常大，“河运以济漕”[19]的情况因此更为突出。漕粮运至天津北仓后，除输往京师通仓外，部分沿海河—大清河—保定一线分拨和疏散。清朝前期，“经大清河一线分拨到保定、雄县两处的漕粮每年3 100余石，分拨到霸州、固安等地的每年300余石，分拨易州的每年多达38 600余石”[20]3569-3570，霸州原运往京师的部分稻米也直接经水路解运易州，而每年拨付直隶的涝粮也要一百六七十万石[21]230。此外，由于河北沿海地带盛产海盐，盐运一向为水上运输大宗，“商舟盐楫贸易往来”[22]频繁，河北各水系、运渠无不为商盐水路必经，白洋淀区域苏桥、胜芳、苑家口、张青口、赵北口、鄚州、新安、安州、保定，均为商盐水运中的重要中转码头而迅速繁荣，商盐由这些“中转码头换乘小船，送往支流腹地”[23]，即由淀区呈放射状向四方延伸。棉花则是白洋淀区域水运的另一项重要物资。河北是棉花的重要产地，所产棉花除满足当地需要外，“更以其余，输溉大河南北，凭山负海之区，外至朝鲜亦仰资贾贩，以供楮布之用”[24]6。这些棉花在经天津转运国内外各地之前，其运输任务基本上是由津保航线来承担的，他物亦然，正所谓“直隶商民往奉省者，俱由天津出口”[18]考5165。津保航线日臻完善和常规化。
历史上，白洋淀区域航运将政府漕运与内河航运集于一身，同其他内河的航运一起，在推动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城镇建设、文明传播等多方面发挥过不可或缺甚至是无可替代的突出作用，直至20世纪70年代断航。期间，虽屡遭干淀威胁，但40多年来，白洋淀区的渔业水产、工艺苇业及其他相关加工业、旅游业等因地制宜的生产，为人民创造了巨额财富，生态环境日益好转，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成效显著，“一城三星一淀”的现代绿色城市建设理念逐步落到实处，传统意义上的航运转输能力虽远不及历史水平，但白洋淀区域基于水路的景观建设、上游通航及旅游航运的蓬勃展开和发展，意味着其内河航运的竞争优势并未丧失殆尽，这为我国北方类似内河内湖传统航运功能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借鉴。
推荐
-
-
QQ空间
-
新浪微博
-
人人网
-
豆瓣
